江春破产的原因有不少，不单单是因为盐业的衰落。

江春为了招待乾隆爷这个“布衣之交”，无休无止地为其报销捐输，更是承担了乾隆六下江南的绝大多数开支。根据学者的研究，仅在１７３８至１７７１年间，商人便捐输给朝廷一千万两白银。到了１７７３年乃至嘉庆初年，捐输的银两更是超过了两千七百万。

盐商们为什么能获得暴利？

还不是因为他们有朝廷作为靠山。所以朝廷但凡有亏空，便要由这些商人报效，填补这些大窟窿。好大喜功的乾隆皇帝，生平最大的梦想就是完成“十全武功”的宏愿，但他的这些宏愿都是要花钱的，这笔钱该从哪出？只能“请”这些赚得盆满钵满的盐商意思意思。

到了后来，苗民、白莲教揭竿而起，两淮地区灾荒频发，为了应对庞大的军费支出以及灾后重建工作，从朝廷到两淮地方政府，皇帝大臣均将眼睛瞄向盐商的泼天富贵。在朝廷看来，这些盐商赚来的钱是花不完的，他们就像是不需要银行卡就能提款的提款机一样，能够源源不断地为国家支援金钱。然而，没有人意识到此时的两淮盐业已进入危机阶段。

道光二年，继江春垮台后崛起的豪商黄至筠，被大学士曹振镛弹劾。在此案件中，黄至筠涉嫌贪赃枉法，向中小盐商强行借贷。虽然黄至筠凭借财力化解了危机，逃避了法律的制裁，但这件事已经人尽皆知，成为黄至筠无法消除的丑闻。就在这一年夏天，两淮地区输送往江口的四百多艘盐船因无人领受而滞销，在江岸边停靠了半年时间。

到了陶澍上任两江总督时，扬州盐商已经抬不起头了。“查淮商向有数百家，近因消乏，仅存数十家，且多借资营运，不皆自己资本。更有以商为名，网取无本之利，并不行盐者。”

在这场资本的对决中，中小型盐商的价值已基本被榨干，唯有总商能通过垄断继续渔利。总商赚钱的渠道并非食盐本身，而是利用浮费与摊补管理方面的不当进行获利。

所以，盐商的数量越来越少，有本钱的商人宁愿去做一些不赚钱的买卖，也不愿意趟这摊浑水。

经陶澍改革之后，扬州便不再是一座繁华的大都市了。寄生于制度的盐商纷纷破产，大街小巷上再也没有豪掷千金的豪商了，花街柳巷也不会像以往一样贵客盈门。此前的盐商虽然凭借垄断谋取暴利，但他们却是扬州各产业的消费主力军。

很多行业，都是依托于盐商生存的。原本靠着傍大款衣食无忧的妓女们，如今成了无人问津的野花。没办法，为了生存下去这些女人也只有忍辱求存。有些略同文采的妓女，不惜违背礼教去私塾中当女先生；至于那些没有文采的妓女，就只能自降身价，去窑子里作暗娼了。

为两淮盐务操劳半生的陶澍病逝于任上，扬州亦繁华落尽，再无往昔的灯红酒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