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了陶澍走马上任，尤其是在他来到府库中检查时，眼前的场面让他惊呆了。府库中一文钱都没有，只剩四千万两银子的窟窿需要填补。

四千万两是个怎样的数目？

当陶澍将情况汇报给朝廷之后，道光皇帝勃然大怒，立即委任户部尚书为钦差，率户部侍郎前往当地调查情况，并制定改革方案。之所以会出现如此巨大的亏空，肯定是因为此前的盐政官员管控不力，所以道光委派钦差南下时，也让他们带去若干份撤裁令，摘去一众盐官的乌纱帽。

道光十一年，得到道光首肯的陶澍开始施行大刀阔斧的整改，颁布了十五条“两淮盐务章程”，其中包含了“裁减浮费、慎重出纳、裁选总商、疏浚运道”等一些细则。为了防止盐商继续夹带逃税，陶澍将每引盐增加到五百斤，并免除了部分税款，通过怀柔的方式让中小型盐商尝到了一点甜头。

因为没有民间资本的参与，所以两淮地区的盐务相当混乱，“淮南患于积盐不销，淮北患于无盐到”。为了解决这一问题，陶澍在淮北首次实行了票盐制，引入大量民间资本。老百姓只要从衙门买到了盐票，就能获得卖盐的权力，此举大幅加速了食盐的流通。

盐务中的这些弊病，很多都是吏治不清明造成的。

所以陶澍自上台以后，便废除了一些“潜规则”。每年盐政都要向总督送两万两的“过年费”，陶澍来到的第一年便收到了这笔钱，但他却将这笔红包费退还了。随后，陶澍贡献出了自己的养廉银，全部缴纳给户部。地方长官以身作则，一众大小官员哪里敢不跟进？有了陶澍的表率，两淮官员上行下效，一年下来便节省了十六万两银子的浮费。

陶澍在两淮施行盐务改革，总共用了八年多的时间。在陶澍上任之前，此前的淮南地方政府拖欠公款一千九百万两，淮北则拖欠盐税二百万两。道光十九年，经陶澍的一番整改，两淮地区的盐务情况大有好转。在八年的时间里，淮南淮北总共上缴了两千四百万两税银。对于老百姓来说，陶澍改革盐务的效果更是显而易见的。此前盐已成了一种难求的奢侈品，但在陶澍到来以后，盐价逐渐稳定下来，贫苦人家也能吃得起食盐了。

有人获得了利益，自然有人会蒙受损失。在陶澍改革期间，首当其冲的便是那些通过垄断获取利润的总商。

这些总商，在数百年的时间里以巨额的财富支撑起繁华的商业都市，随着他们的没落，两淮地区的繁荣已不复往昔。不过，我们不能将陶澍改革当成扬商穷困的首因。早在乾隆时期，两淮的食盐专卖已经弊病重重。因为官盐价格居高不下，私盐泛滥猖獗，盐商的人数也越来越少。到了乾隆六十年，淮北的盐商仅剩下十二家，连乾隆都对此忧心。早年与乾隆结下“布衣之交”的豪商江春，因为官盐的不兴而破产，在穷困潦倒中与世长辞。像江春这样破产的盐商，在当时比比皆是，可见此时的扬州已面临陌路繁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