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仲淹是高官，积累颇丰，几十贯钱对于他来说只是九牛一毛，说起来范家的女子根本不愁嫁。相比于范仲淹，同样是名人的苏辙就有些惨了。按理说苏辙官运亨通，根本没理由缺女儿的嫁妆钱，不过为了给女儿筹措嫁妆，苏辙仍被扒了半层皮。宋徽宗年间，苏辙为了嫁女，卖掉了他早年在河南新乡买的一块田地，凑了九千四百贯，当做女儿的嫁妆。

当然，苏辙所处的时期铜钱的购买力大不如前，受通货膨胀的影响，当时的一贯相当于现在的三百元人民币，折算下来约合二百八十万元人民币。苏辙在日记中是这样写的：“破家嫁女。”很难想象，官拜宰相的苏辙，竟在嫁女问题上如此犯难，为了筹办女儿的嫁妆，苏辙险些破产。

同样生活在宋朝的县官袁采对嫁女问题同样有发言权，袁采在职期间，处理过不少关于婚姻的民事纠纷。袁采称，一个普通人家，如果没有殷实的家底，必须得在女儿年幼时就开始攒钱，提前为嫁女做出准备。

换言之，当时的老百姓必须早点存钱，否则等到女儿出阁时，就会发现嫁妆不够，置办不起像样的嫁妆，只能变卖家产凑钱。不过，袁采并没有说要在儿子年幼时开始攒钱，提前给儿子准备彩礼。由此可见，与嫁女相比，儿子娶妻根本不会给家庭造成如此巨大的财务负担。

作为一名置身事外的后来人，我们能以更客观的角度看待宋朝的嫁女问题。范仲淹非常有钱，他给族人制定的嫁娶标准绝对比平民百姓高得多。更何况，就算范仲淹为族女准备了嫁妆，女孩的父母也会另添一笔，所以范氏女的实际嫁妆绝对比三十贯多。

相比之下，苏辙的家底也远非普通百姓可比，毕竟不是每个人都能凑出几百万来给女儿筹办嫁妆。更多的老百姓，苦于天价嫁妆无法嫁女。南宋初年，四川华成县做过统计，同年当地有几百名适龄女子未能出嫁。

这些女孩之所以没法嫁人，并不是因为长相问题，而是因为当地有“巴人娶妇，必责财于女氏”的规矩，普通家庭根本无法负担得起这笔嫁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