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历史上看，一些案情复杂、取证难的案件，往往采取钓鱼执法（英美叫执法圈套）的方式。美国是钓鱼执法实施比较多的国家，也留下了很多著名的案例。但是，钓鱼执法具有某种诱导性，一直以来也是饱受争议。

其实，这种现象在古代很常见。

贞观年间，有位隐士奏疏唐太宗，请求他铲除朝中的奸佞。

李世民十分疑惑，询问此人：“朕的身边都是清流大臣，您说的奸佞是指何许人也？”

此人回应道：“我身处山野之间，亦不知何人是奸佞。不过，草民却能给陛下一个方法，陛下只需在朝臣的面前佯装愤怒。如果有人不畏惧您的愤怒，依旧直言上谏，那么此人就是忠臣。倘若朝臣看着陛下的脸色说话，阿谀奉承，那么他便是佞臣。”

从原理上来看，这不失为一个有效的办法，但它的原则却是“以诈寻诈”。从法律上来看，就是“以非法制化手段解决矛盾”。不得不说，唐太宗是个高瞻远瞩之人，他一眼便看出了这种方法中的毛病，拒绝以此来试验大臣。

之后，李世民召集群臣，将这件事告知文武百官，并对他们说道：“流水的清澈和污浊，是取决于源头的。在政治场上，源头便是九五之位，而臣子就是从源头流出的水。倘若皇帝用这种手段去骗人，怎么能要求大臣直言上谏呢？这就好比从源头流出的水都是污浊的一样。”

后来，唐太宗回应了那个奏疏的隐士，对其说道：“朕希望能够以信立天下，不想通过欺骗诱导臣子。您的建议非常有道理，但朕却不会去做。”

宋诗中有一首杰作《观书有感》：

“半亩方塘一鉴开，天光云影共徘徊。问渠哪得清如许？唯有源头活水来。”

朱熹看了什么书才获得如此感悟？应该便是收录了这段君臣佳话的唐代史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