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葆桢的身份可以用三个兼任概括：林则徐的外甥， 船政大臣兼通商大臣，两江总督兼管台湾。正是这三个身份，造就了沈葆桢的不凡人生。

沈葆桢可谓是满清末期为数不多的清流大臣，与那些谈洋色变的守旧派官僚不同，沈葆桢始终致力于维护国家的主权，并将维护中华道统的意识贯彻始终。

同治元年，沈葆桢官拜江西巡抚，曾受理过一起教会案。

当地的老百姓与外国传教士之间的矛盾较为严重，时有老百姓打砸外国人的商铺和住宅。沈葆桢听闻此事后，拍案叫绝，称道：“夷人逞志于我久矣，不虞吾民之藉手以报之。”后来，迫于外国人对朝廷的压力，沈葆桢不得不与外国人进行谈判。

在谈判的过程中，外国人狮子大开口提出了七万两白银的索赔，在沈葆桢的周转之下这笔赔款被压到一万七千两。除此之外，沈葆桢拒绝向洋人道歉，并在谈判期间强调：“以中国之心思通外国之技巧，可也；以外国之习气变中国之性情，不可也。”

后来，沈葆桢调任福州船政局。在来到船政局就任后，沈葆桢指出“购置者权操于人，何如制造者权操诸己”的观点，并主持督造了第一艘轮船“万年清”。在当时，洋监工达士博与法国领事坚决要求由法国人来引港，但沈葆桢却坚持由中国人引港。

出于沈葆桢的一再坚持，终于保住了马尾的港口权。在时下的先进人士，都还停留在“师夷长技”的层面上时，沈葆桢却已开始将“制夷”作为发展目标了。

沈葆桢之所以仕途通达，还要仰仗于曾国藩的悉心栽培。那么，对于曾公的举荐之恩，沈葆桢是如何报偿的呢？

那就是没有报偿。

太平天国事件中，官兵（湘军）的军饷均是江南数省筹措的，由于，在此期间朝廷没有拿出一文钱，所以曾国藩在南方的财权相当可怕。然而，即便是坐镇半边天的曾国藩，也没能从江西拿到一两银子。

这又是为什么呢？

这是因为沈葆桢以地方团练需要资费为由，拒绝为曾国藩的军队提供军饷。并且，九江道台为了讨好曾国藩，从当地筹措了三万两银子，打算将这笔钱送到曾国藩手里。沈葆桢听闻此事后，立即命令道台将军饷押运回南昌，并以撤职相要挟。

对此，道台左右为难，只能与沈葆桢进行协商，请求将半数军饷送往前线，可即便如此，沈葆桢仍不肯妥协。后来，沈葆桢逼着这名倒霉的道台将送到曾国藩手里的一万多两银子追了回来。从曾国藩的嘴里抠出银子这件事，一度让曾国藩手下的参谋们气得吹胡子瞪眼睛，大伙都说沈葆桢这小子把曾公的知遇之恩给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