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完了皇帝学习英语的情况，我们再来聊聊官员。

第一个接触英语的清朝官员，便是“正眼看世界第一人”林则徐。早在虎门销烟之前，林则徐就已意识到科技是改变国家发展的重要力量。所以，林则徐开始“采访夷情”，收集那些外国人出版的刊物和报纸。在当时，懂得英文的人不多，且地位比较低下。林则徐将这些特殊人才网罗到行辕，让他们帮助自己完成转译工作。

林则徐五十五岁那年，开始自学英语。遗憾的是，当时并没有音标这种标注，所以林则徐学习英语的方式十分落后。林则徐开始学英语以后，最先掌握的单词是每年的十二个月份，常用的专有名词、量词、数词和各种单位。为了便于记忆，林则徐在每个英文单词的后面加上中文注音。如“CHINA”一词，林则徐便会在后面标记“柴诺”。

到了清末，皇权已经名存实亡，汉族地主阶级掌握了实权。李鸿章虽然背负了丧权辱国的骂名，但他仍是实打实的“大清帝国中唯一有能耐可和世界列强一争长短之人”。比较有意思的是，李鸿章虽然是晚清外交第一人，但他却并不会英语。李鸿藻每次出使外国，都要“临时抱佛脚”，学习几句打招呼的客套话，现学现卖。

因为李鸿章的身边通常会配备翻译人员，所以倒也不至于无法应酬。某次，出使沙俄时，李鸿章照旧聘请了翻译，想要像以前一样临时抱佛脚，学几句俄语充数。让李鸿章没想到的是，俄汉发音存在较大的差异，即便是简单的寒暄语也没法在短时间内学会。李鸿章想了一个取巧的办法，那就是将俄语的客套话记在扇子上。

如：“杀鸡切细”，说的就是“Садитесь”，请坐的意思；“四包锡箔”说的是Спасибо，谢谢的意思。李鸿章把诸如此类的音译都记在扇子上，用来与沙俄方面的外交官打招呼，虽说，方法比较粗陋，但效果却比较显著。

据说，在二战期间的雅尔塔会议中，丘吉尔就采用了和李鸿章如出一辙的方式，与斯大林打招呼。不过，或许是丘吉尔的发音有问题，他所说的“俄语”竟让斯大林听不懂，结果闹出了大笑话。最后，还是苏联的翻译官巧妙地化解了尴尬，他对丘吉尔说道：“首相先生，您所说的英语为何我有些听不懂呢？”

曾国藩的二儿子曾纪泽学习英语时，也采用了这种使用汉语标注的路子。根据《翁文恭公日记》的记载，“诣总理衙门，群公皆集。未初，各国来拜年。余避西席，遥望中席，约有廿余人，曾侯与作夷语，啁啾不已。”毕竟没有音标这种科学的标注方式，所以曾纪泽学习的英语仍差强人意。美国人评价曾纪泽的发音时，称他说的口语虽然流利，但根本不合文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