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30年四月，清廷制作了《大义觉迷录》的第一套刻板，一次性印刷了五百册，将这些册子发放给所有京官。第二批书籍印制后，又被发放给各省份的地方官。地方官将朝廷发放的书籍作为蓝本，再次刻板，大量复印。最终，从达官显贵至普通士子，人手一本《大义觉迷录》。

在当时的中国，尚有不少大字不识一个“文盲”，为了让每个人都受到教化，雍正挑选了一批值得信赖的读书人，让他们四处宣讲《大义觉迷录》。一时间，全国各地“龙亭”遍布，读书人在亭中焚香，营造庄严气氛，向老百姓大声宣讲《大义觉迷录》。根据史料的记载，在当时兰州的一场“宣讲会”中，总共有上万名老百姓聚集在一起，虔诚地听着不知所云的演说。

这种荒唐的“宣讲会”持续了几年，雍正认为预期的效果已达到，便昭告天下宽释了曾静及张熙。雍正在诏书中称：“朕治天下，不以私喜而赏一人，不以私怒而罚一人。”此外，雍正还在诏书中特别提到：“曾静系朕特赦之人。”曾静被折腾了好几年，当他诚惶诚恐地向雍正谢不杀之恩时，雍正还信誓旦旦地保证：“朕和朕的子孙，绝不会因为你诋毁过朕而为难你。”

事已至此，看起来曾静案的影响已告一段落，连雍正都已不追究此事，并称子孙亦不会为难曾静，曾静逃过了一劫。

不过，一切都在雍正退位后发生了剧变。

乾隆上台后，重新翻案，将此案件再次定性。乾隆的做法与雍正背道而驰，他将曾静、张熙处以极刑，并要求全国各地销毁《大义觉迷录》，并将这本书列为禁书。乾隆提出禁令，民间百姓不得私藏此书，更不得阅读此书，但凡有违，一律格杀勿论。

从这以后，《大义觉迷录》被大量销毁，在后来的二百年时间里再未见天日。所幸，民间虽无《大义觉迷录》流传，但雍正年间内务府的原始刻本却被保留下来，在新中国成立后此书仍有再版。

在这起“曾静案”中，涉事的曾静、张熙、岳钟琪、雍正、乾隆等人的观点与做法非常耐人寻味，这些人向我们反应出时人的思想及满清统治者对“革命”的态度。可以说，这起案件的始末非常有戏剧性，令人感到五味杂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