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明律》在中国古代法典编纂史上具有着革故鼎新的意义，它不仅继承了明代以前的中国古代法律制定的优良传统，也是中国明代以前各个朝代法典文献编纂的历史总结，而且，更是开启了清代乃至近代中国立法活动的发展。

明代的社会经济已颇具规模，尤其在得到了开发的南方地区更是如此。有商贸的地方，必然存在纠纷，所以当时的经济诉讼（明朝时归为民事诉讼）相当多。《大明律》鼓励时人遵守契约，官员断案时一律以契约为基准。《莆阳谳牍》中就记载了这样一档子事。

有个姓戴的百姓遇到了难事，需要一笔钱来周转。他来到当铺，将自家的五张房契（可见戴先生是个有钱人）抵押给林老板，双方口头约定了档期和价格。不过，当戴先生渡过难关，并拿着约定的五十两银子前往当铺时，林老板竟矢口否认之前的约定，一口咬定当时口头约定的当银是一百两。

戴先生向当地衙门提起诉讼时，因举证不足诉状被驳回。直到二审时，地方官才受理案件。考虑到戴先生抵押房屋后只拿到了四十两银子的事实，法官判决林老板败诉。幸亏戴先生遇到了通人情的好法官，若非如此在没有契约的情况下当银、房产都要没收一半，戴先生和林老板还得挨一顿板。

从这里，我们能看到明朝司法人员体恤民情的一面，但同样为时人起到了警示作用：一定要记得签订契约，并遵守契约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