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得不说，张居正是有深谋远虑的。在他所处的年代，书院的作用比较有限，只是讲学和传授思想。在未来的几十年里，书院的本质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以至于不少先进人士都称张居正是非常有先见之明的。一些出身于书院的高官，往往会提拔同书院的后辈，在朝中结成政治力量。我们所熟悉的“东林党”，其实就是书院之患的直接体现。

晚明时期，东林党与宦党之间的纠纷，直接使国家陷入万劫不复的境地。东林党人打着拯救江山社稷的旗号，以读书人的身份与阉党进行了一番较量。如顾宪成、左光斗、黄宗羲等人，都是其中较为活跃的人士。值得一提的是，在道德层面上来说，东林党人的气节是值得称颂的。然而，站在实际角度出发，东林党存在的意义非常耐人寻味。

东林党人大多是书院出身的务虚分子，他们将空谈这一风气发扬到了极致。虽然，在东林党发展后期，不少士大夫已经意识到空谈误国的弊端，并开始求真务实。如写下《明经世文编》的陈子龙等，这一群人能够总结经验教训，并希望后人不要重蹈覆辙。遗憾的是，这一群体在东林党里所占的比例毕竟少之又少，东林党人已将精力投注在党争之中。

以至于，此时的东林党人根本不会考虑所谓“虚”与“实”。

随着党争越来越复杂，参与其中的政党也越来越多。从最初的阉党、东林党，逐渐扩散到浙党、楚党。这些官员出身不同的书院，天生便与其他政党有“不共戴天”之仇。为了打压对手，置身于政党中的政客无所不用其极，毫无节操和廉耻可言。在政治利益面前，他们甚至会出卖国家利益，出卖民族大义。

偌大的朝廷里，竟找不出几个真心为国家考虑的实干家。难怪，在崇祯于煤山结束生命之前，会发出“内外诸臣误我”的感慨。这一时期的“栋梁之臣”，无不是空谈误国、残害忠良、力主投降之人，谁能否认这些大臣的出现与党争毫无关系呢？

从这点看来，张居正实在是高瞻远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