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这一概念，是战国末期才出现的。所以在此之前，礼教是唯一限制社会分子日常行为的标准。别看这一时期的礼教并不是法律，但却有着比法律更强大的效力，时人不得违背。秦朝时期，随着礼教废弛，法家一度占据主导地位。在此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封建社会的法制都是不健全的。加上汉、唐的性观念比较开放，所以庶民纳妾并未受到朝廷的限制。

至于将庶人不得纳妾写入法律，是元朝初期的事。不过，这项法令未能实施太长时间。根据《元史》的记载，当时有个叫谭澄的“良吏”，担任元世祖忽必烈手下的农业部官员。谭澄之所以被史官誉为“良吏”，就是因为他在任职期间不但处处为劳苦大众的民生问题劳心，还为老百姓的香火问题着想。谭澄冒着被杀头的风险，上书忽必烈，请求皇帝准许普通人纳妾。

最终，忽必烈被谭澄说服，开放了禁止庶人纳妾的禁令。若非谭澄斗胆上书，恐怕元朝的男人（主要是汉民）终生都别想讨小老婆。明朝的性观念同样比较开放，这一时期也出现了许多荒淫无道的皇帝。不过，虽然皇帝纵情声色，却对民间的男女关系严防死守，禁止庶民纳妾。不过，虽然明朝“仿元制”，但却放宽了一些限度。

例如：当时的男主人与婢女发生关系属于“潜规则”，不受法律的限制。直到明朝万历年间，普通老百姓以蓄养奴婢作为掩饰与婢女发生关系的情况越来越频繁，以至于世风日下。左都御史吴时申明了六条律例，规定庶民之家禁止存养奴婢，这才将这种潜规则一竿子打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