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裸官”对于官员来说，不算是坏事。考虑到社会现实因素，古代的回避制度能让地方官省心不少。历朝历代都有类似的规定，就是地方官的任期要在一定年限之内，通常为两到三年。官员从朝廷接到调令，一路舟车劳顿，用一两个月甚至半年的时间抵达目的地，倘若携家带口势必有诸多不便。

除此之外，古代的职务调度是非常频繁的。“一封朝奏九重天，夕贬潮州路八千”，在韩愈的这句诗里我们就能看到，每个当官的都说不准自己的前程。运气好的，今天还在地方当父母官，明天就被调到京城当京官了。运气差的，今天还在京城准备折子，翌日便被贬到边塞，这也是常有的事。反正不论去哪当官，到最后都得告老还乡，落叶归根，倒不如当个“裸官”悠闲自在。

在中国古代，不仅那些州县长官得遵守回避制度，就连封疆大吏亦不例外。清朝时期，京城有个工部尚书陈宏谋，他的“职业生涯”相当的长，足有四十八年。在这四十八年的时间里，他不仅当过吏部尚书、工部尚书这些京官，还先后被调度十二个省担任封疆大吏。这位官运亨通的显达人物，十分爱惜自己的羽毛，曾写过一副对子曰：

“惜食惜衣非为惜财缘惜福；求名求利但须求己莫求人。”

这位漂泊了大半辈子的高官，就是个十足的“裸官”。任职期间，从不让家眷随行。与家人的联系，都是通过书信来完成的。

海瑞的那句话说得好，“为官不过民之器”。一个活在封建社会的官僚，能有这样的思想觉悟难能可贵。既然当了官，那便是人民公仆。这种质朴的为官思想，并不是现代人的首创。今时今日，我国在整顿吏治方面已经做出了一些成绩，让许多老百姓额手称庆。现代的廉政廉吏工作，其实有很大程度上借鉴了古代的回避制度。

由此可见，旧社会的官僚制度并不完全是糟粕，毕竟，这些都是古人的智慧结晶，所以其中有许多值得参考的精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