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历1811年，也就是清嘉庆十六年。按照我国传统的干支纪年计算，这一年是辛未羊年。不知是不是巧合，自这个羊年开始，中国从东方的雄狮沦为任列强宰割的羔羊。

“西洋人现在住居京师者，不过令其在钦天监推步天文，无他技艺足供差使。其不谙天文者，何容任其闲住滋事？著该管大臣等即行查明，除在钦天监有推步天文差使者仍令供职外，其余西洋人俱著发交两广总督，俟有该国船只到粤，附便遣令归国。其在京当差之西洋人，仍当严加约束，禁绝旗民往来，以杜流弊。”

这道谕旨，是五月嘉庆亲自颁布的。

从内容上来看，这是一份相当典型的限外令，与满清贯彻始终的对外方针不谋而合。谕旨的内容大意为：

“时至今日留居在京城的洋人，除了那些在天文领域颇有建树的，其余的洋人都成了闲杂人等，他们没有一技之长，逐渐成为威胁社会安全的不稳定因素。为了确保京城的社会治安，责令相关部门逐个排查这类‘闲杂人等’，除了那些在天文部门从事相关工作的洋人之外，其余一律遣散回本籍。即便是那些在天文部门有职务的洋人，也要严加看管，防止他们与旗人来往，避免旗人沾染洋人的不良习气。”

这道谕旨看起来貌似起到了宣扬国威、抑制洋人的作用，但却也显露了清廷外强中干的本质。谕旨看似普普通通，却处处表现出统治者已经失去了“天朝上国”的优越感，心理极度失衡。此外，我们还能在谕旨中读出当时中国的洋人数量急剧增长，再也不是什么稀罕物了。非但洋人变得司空见惯，而且，洋人还引发了一系列社会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