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朝僧人的生活环境是相当优越的，他们根本无需为金钱发愁。尤其是那些香火鼎盛的佛寺，称之为富可敌国都不为过。辽道宗末年，国库捉襟见肘，连朝廷的日常开销都无法满足。值此之际，有许多僧院自发地向国家进行捐献，出资为朝廷解了燃眉之急。

除了无与伦比的社会地位之外，辽代的僧人亦享受着崇高的政治地位。辽代僧人所享有的诸多特权，是历来汉地僧人不曾享有的。类比起来，只有蒙元时期的喇嘛教僧人得到过这样的荣宠。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有许多老百姓心甘情愿地剃度出家，享受官方特许的权益。

辽道宗时期，寺院长老渡化僧尼无数，出家人的数量急速增长。根据史学界研究的资料可知，辽朝的总人口（辽道宗时期）约为一千万，其中，僧侣的人数足有三万六千人。或许这一数据还不够直观，我们不妨拿同时期的北宋进行比较。

宋真宗天禧五年，北宋的僧侣数量达到巅峰，而北宋的僧侣数量仅占总人口的百分之一，仅为辽朝僧侣比的三分之一。即便是在大辽全民崇佛的背景下，亦有不少有识之士看出此中隐患，认为僧侣的极具增长已经成为社会问题，对于国家财政而言是巨大的压力。

苏辙曾为北宋出使大辽，在辽朝目睹僧侣泛滥的苏澈对此现象有这样的看法：“契丹之人，缘此诵经念佛，杀心稍悛。此盖北界之巨蠹，而中朝之利也。”苏辙的这段话，使许多后世学者认为辽朝之所以走向抚摸，完全是因为社会在佛教文化的长期浸润下失去了尚武精神，进而国势一蹶不振。

更有甚者，认为辽国之所以败给靠两千五百人起家的女真，就是因为佛教的消极影响。类似的观点，在辽国覆灭后逐渐兴起。

金末元初，社会中流行着“辽以释废，金以儒亡”的基调。1247年，元世祖忽必烈召见了金朝遗臣张德辉，询问他对“辽以释废，金以儒亡”的看法。对此，张德辉认为“金以儒亡”所言不实，但对“辽以释废”的说法却不予置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