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周汉的行为，早就引发了湖北、广东地区政府的注意。然而，这些地方官竟默许了周汉的行为，并未对其采取抓捕行动。与此同时，长沙地区的知府甚至还支持人们利用唱戏等形式宣扬《鬼叫该死》等作品。

到了暴徒酿成大祸，引发暴乱并造成一系列流血事件后，清廷立即下旨命令地方官严惩罪魁祸首周汉。不过，即便如此当地的官员仍没有对周汉进行批捕。两湖地区的总督张之洞在向朝廷汇报时称：赞周之歌谣者十人而九，真不可解，长沙三书院尤佩服周。

显然，在当时周汉已经代表了当地的“民意”，朝廷根本没有理由拘捕这样的煽动者。李鸿章为了完成抓捕周汉的使命，曾建议地方政府换一种思路，严查周汉的其他犯罪行为。然而，周汉平日作风端正，除了书写反教会著作之外并无劣迹。无奈之下，朝廷大员在汇报情况时只能称周汉是个“痰迷”患者，也就是精神病的意思。

值得一提的是，1897年周汉再次煽动百姓时，张之洞曾对手下说：“千万别把这家伙带来武昌。”因为，武昌的知识分子均是周汉的支持者，若周汉来到武昌没准会闹出更大的乱子。一时间，各地官场均不敢接收周汉，关于他的案子竟无人敢审理。

最后，周汉之所以能成功，离不开民间组织的帮助。对于某些民间会党而言，天下自然是越乱越好。所以他们趁着全民反洋教，纷纷加入到暴民的行列中，对这场暴乱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据悉，当时清政府抓捕了不少涉事的“哥老会”成员。据说，这些哥老会成员不但自掏腰包帮周汉印制宣传单，还带头煽动暴民打砸抢烧。

从这起暴乱的发生机制来看，我们便会从中找到现代恐怖主义的影子。所幸，当时的清廷已处于崩坏的边缘，儒学的基本意识形态也算开放，所以周汉事件并未造成太大的影响。不过，既然是已经发生过的历史，我们没有理由将其遗忘。且让周汉事件成为消除现代恐怖主义的警钟，让今人从中汲取前车之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