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何周汉能凭借一己之力煽动这样一场暴乱呢？结合现存的文献来分析，至少有如下几个原因：

首先，儒学文化在与西方文化的冲突中逐渐处于下风。例如，我国第一任驻英大使郭嵩焘曾设身处地地参观过英国的政体运转，感慨即便是中国人沿用了千年的“三代之政”，也不及英国人的政体更完善。

郭嵩焘觉得，中国人靠着儒学圣人治理国家，远逊于外国人“公之臣庶”的政策。中国的皇帝“明不过三代”，但外国的“臣庶”却可始终延续下去。当然，像郭嵩焘这种有识之士毕竟只是少数。绝大多数的儒生在这场文化碰撞中产生了强烈的焦虑感。这种焦虑感就像是气球中的气体一样，急于找到宣泄的突破口。而周汉，刚好为小部分激进分子提供了突破口。

其次，周汉将自己打造成处于道德制高点上的圣人。前文中我们提到，周汉自幼崇儒，将古代先贤视作心目中最神圣的存在。

为了将外来文化驱逐出境，维持中国传统儒释道信仰的纯洁，周汉已然放弃了自己的一切政治前途。否则，周汉也不会放弃前程似锦的仕途，选择这样一条冒天下之大不韪的路。

当时，曾有不少暴徒因散发宣传册而锒铛入狱，周汉听说这件事后立即给湖北巡抚写了封信。在这封信中，周汉坦言道，所有关于反对教会的文字、图画资料都是本人一手撰写的，如果想要处罚那些被拘捕的人，则要先处理自己这个罪魁祸首。

这种为了其他人而牺牲自己的行为，显然会让周汉的形象更加高大，使越来越多的民众加入到暴乱的行列中来。

再次，纵观整个南方的文化圈，虽然绝大多数文人都是崇尚和谐的和平主义者，但他们亦是周汉的同情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