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北宋时期，士僧之间的交往还受到士人与佛教关系的影响。北宋统治者对佛教的态度各有不同，经常会出现在崇佛与限制之间的转换，士人阶层的态度同样有所差异。

仁宗时期，“欧阳文忠公修慕韩文公昌黎排佛，盱江李泰伯亦其流”，在欧阳修的影响下，朝廷有过一段排佛的风气。但在神宗时，王安石为相时，排佛问题有所缓和。

就整体而言，透过与杭州僧人参佛的士人的状况，基本可以看出北宋官方对佛教的态度比较宽容，存在很多参佛的士人。

《武林梵志》载有“宰官护持”一目，收入了与杭州佛教有关的大部分官员与士人，相对其他朝代士人大多以撰记或者支持建寺等方面与佛教建立起的联系，北宋士人大部分因参佛的经历而被纳入其中。并且这些官员中除了曾任职于杭州的地方官外，还有很多重要的朝廷官员。

在与杭州僧人参佛的士人中，由于在杭任职的便利条件，很多是地方官员。如所周知，苏轼参佛十分虔诚，曾两次任职杭州，与僧人的交往也最多。

苏轼平生都在学佛，向往西方极乐世界，在其逝前也是由径山维琳禅师等人陪伴左右。他对于西方极乐世界阿弥陀佛的信仰，是受钱塘圆照律师的影响。

在北宋时期，很多士人雅尚净业，修习净土宗。例如欧阳修。在颍州时，欧阳修先是受法远禅师影响有大醒悟，后来又通过蜀僧洞识其婢女人生前事，因此对佛教愈加改观，在杭州任职时与参寥禅师多有交往，并且自号六一居士。

欧阳修对佛教态度的转变，虽然不是直接受杭州僧人的影响，但杭州僧人在士人学佛方面也同样发挥了一定的作用。

在与杭州僧人修行的士人中，确实有弃世为僧之人，仲殊“后弃家为僧，住吴山宝月寺”，此足见士人参佛之深。

通过以上论述可以看出北宋时期士人参佛之盛况，杭州地方官受地理位置的影响，大多有与僧人学佛的经历。